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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病室 几句好言暖一生

2019-07-0109:56:25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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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琢

1962年夏天,风华正茂的我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大咳血,得了肺结核,从此开始了一段与病魔斗争的艰难岁月。这是我改变人生的一次经历。住院期间,受尽了病痛与精神的煎熬,接触了不同阶层的人们,磨练了人生,丰富了阅历。这段时光虽然苦涩,也不乏甜味。

大夫很紧张,好像也面临一次考试

那年我正在随所在单位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队在黑龙江林区搞野外调查,7月29日夜里发现痰里带血,翌日大口吐血,旋即回到北京。8月4日经和平里医院诊断为活动期肺结核,8月13日住进地坛结核病医院。

我住的病房在西边一栋二层楼的上层,简称西上。西上的病人由某著名医院负责,我暗自庆幸,以为治疗会很顺利。

那是结核病被视为当今癌症的年代。初得此病我盲目乐观,觉得年轻、体壮,两三个月就能出院。主治医师卢副教授检查后对我说:左肺有一个直径2.5厘米的空洞,完全康复至少一年。他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

事实证明,我的疗养道路艰难曲折,很不顺利。

先是药物治疗,每天按时服雷米封和异烟肼。两个月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10月11日大夫给我采用气胸疗法,就是在胸膜与肺膜之间打进过滤空气,以压缩肺部,减少其活动。第一次打了200毫升。注入空气后,胸部发闷,躺在床上翻身,气体也跟着滚动。

10月12日某著名医院的Z教授来查房,他每月来一次,每一次几乎都会决定一些病人的命运。下午Z教授走进我住的3号病房。他身后跟着大大小小七八位大夫,都像小学生似的恭恭敬敬听Z教授讲,没人插话,那种肃穆、威严的场面令我惊诧。教授看了我的胸片,说病灶吸收了不少,并安慰一番。

不久,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的胸膜和肺膜之间有粘连,如果继续打气可能撕裂肺部,大夫要动手术拉开粘连。后来不知为什么,没动手术,但气胸治疗停了。

到了11月22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黄大夫叫去做透视。这不仅是检验我的治疗效果,也将决定我今后的命运。黄大夫也很紧张,好像她也面临一次考试。透视显示空洞明显缩小。

卢大夫却并不乐观,怀疑我的气管有问题,决定做气管镜检查。把一根直径约2厘米的金属管从喉咙插进气管,管子里边放入一个镜子检查气管,病人需忍受巨大的痛苦。折腾一通,没查出问题。

不久新的治疗开始了。把一根筷子粗的橡皮软管从鼻孔经气管插到左肺病灶,将药物直接滴入。这叫气管滴入疗法。第一次做时我很紧张,大夫又是位新手,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插了三次都插入食道,我难受得鼻涕眼泪不住流。大夫紧张得要打退堂鼓。我一再鼓励她,第四次终于插入气管。做了几次气管滴入又出现新问题:由于每次插管我都咳嗽得很厉害,右肺也被结核菌感染。

1963年3月的一天,Z教授又来查房。他先到同室的小F床边说:“病情稳定,一周后出院,两周后上班。”到我的床边说:“你的空洞没有了,但是病灶是干酪型的,很难治愈,需要手术。”“能不能不做手术?”我喃喃地问。“你还很年轻,不能老带着病啊。”他的回答平和而坚定。Z教授走后,住院大夫就像催命似的三天两头动员我手术。

Z教授查房的当晚,我和小F的心境天上地下,一忧一喜。当晚他由于过度兴奋在床上“折饼”,而我痛苦不堪,也难以入睡。然而,后来的结局却是戏剧性大反转。

刚住进医院恐惧迷茫,慢慢地病友成了朋友

4月22日灾难再次降临,下午5点45分我突然咳血,一下子惊动了西上的护士和病友。西上大夫不在,找来东楼的两位大夫,给我打了止血针。夜班护士王姐对我悉心护理,拿来冷水袋给我胸部患处冷敷,水袋放不稳,她就用手将水袋紧紧压在我的胸部,足足压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护士长在门上贴上不准探望的纸条,但还是不断有病友从门缝投来关切的目光,有的趁护士不在偷偷溜进来看望我。

看来手术是躲不过了。我奉命前往某著名医院胸外科进一步检查,大夫说:“左胸有两叶肺,一叶又分五段,是切除左上肺的两段还是全叶,开胸后再定;可能还要拉掉两根肋骨。”当时我犹豫不决:切掉两段肺也许就同意了,切掉一叶肺,再拉掉两根肋骨,我将怎样度过余生?

“我躺在床上。一只土蜂在纱窗上乱飞乱碰,爬到纱窗边上就张开翅膀向纱窗冲击,当啷一下碰回来,可是它不死心,爬一阵又飞着往外冲。这样反反复复不停地冲着。如果把纱窗打开不就冲出去了吗?我现在的处境是否和土蜂一样,不动手术就关在纱窗里,如果打开纱窗——开刀,我就可以自由地飞向窗外!如果真的这样,我就去开刀。”这是我1963年5月31日的日记。

我背地请教卢大夫,他没有正面回答,却暗示暂时不动手术。Z教授比他级别高,又是权威,卢大夫能暗示就不错了。在病房大夫的不断催促下,我采取拖延战术,对大夫说:很快要到炎热的夏天,动手术容易感染,能不能到9月再动。大夫没再说什么。住了三百天医院竟是这样的结果。由于精神压力太大,医院不能再住了,6月27日经我一再要求,大夫同意我出了院,约定9月份天凉了来手术。

确实有的人动手术时伤口被结核菌感染,伤口长期不能愈合,常年绑着纱布。有一位与我同时住院的病人就是这样。

出院不久,在病友的建议下,我拿着胸片去了北大人民医院。开门见山:“著名医院Z教授让我手术,如果你们也这样认为,我就毫不犹豫地上手术台。”接诊大夫看了片子,又找另外两位大夫商量一会儿,最后她郑重地说:“我们认为你的病内科还很有希望。”听了这位大夫的话,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结核病是一种富贵病,平时不痛不痒,能吃能睡。结核病医院的病人住院至少三四个月,得了病不能总是愁眉苦脸。刚住进医院我有些恐惧、迷茫,病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我有些不自在,甚至羞怯。过了一段时间,和周围的人慢慢熟悉起来,有的成了朋友。

一间病房两张病床。我同室的第一位病友是青年工人小朱。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合得来。他出院后,还专门来看我。知道我爱唱歌,给我带来彼时刚流行的歌曲《逛新城》,是他抄的。

小朱出院后,小F从别的病房转过来。他和我年龄差不多,是某某工业部的。他1957年就得了肺结核,治愈5年后复发,右肺有一个小空洞,住院9个月空洞不闭合。这家伙是“自来熟”,内心虽郁闷,表面上总是笑呵呵的,跟谁都合得来。我们相处得很好,几乎无话不谈。

隔壁病房的老尹是《诗刊》编辑,30岁出头,在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学习过,儿童诗人。他为人随和,没有一点架子。我是文学爱好者,在住院的日子里没少向他请教,是我渴求的良师益友。

一些病友感到住院的生活枯燥,提议办个黑板报

我们西上还有几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位是无线电系六年级的。我们很要好。有一次我俩溜号到王府井买三极管,准备帮病友组装收音机。他知道我在学俄语,出院时特意用俄文给我写了留言:“我亲爱的同志沙:祝你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人,善良和正直的人,在政治上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学术上成为一名知名的林学家,在文学上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在艺术上成为一名音乐家。祝你成功。你的同志刘文秀。”他书写流畅、漂亮,一气写就,就像写汉语,可见其俄文功底。

病友当中有一位在我驻日大使馆工作的老王,他有一个肥皂盒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彼时是个新鲜物件,病友们争相观看。将其放在二楼窗台上,放出的声音楼下都能听清楚。

我转了临时团关系,西楼成立了团支部,被选为支委。1962年9月13日是中秋节,我们西楼举办了联欢晚会,西楼大部分病友都来了,东楼也有人来参加。晚会上病友们演出十几个节目,我唱了两首歌。晚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反映很好。

一些病友感到住院的生活枯燥,提议办个黑板报。我和小F负责操办。段护士长大力支持,找来黑板和粉笔。1962年9月6日几个热心人开了个小会,成立了编委会;第二天凑了三篇稿件,黑板报问世。老尹特意为黑板报写了两首短诗。有诗人供稿,黑板报的品位不低。病友们反响不错。

黑板报定期出刊,内容丰富、新颖,图文并茂,还开设过一些专栏,记得有一个栏目叫“群芳谱”,专门报道护士先进事迹。老尹出院时,写了一首叫《启航》的诗,刊登时,我还配画了乘风破浪的帆船。

虽然身在医院,一些患者还很关心国家大事。那时每个病床都配有耳机,可以定时收听广播。记得1963年3月8日夜里,两位11号病房的年轻女病友来找我。她们在广播里听到一个通知:午夜零点5分将播重要新闻。她俩想收听,让我去联系。我去找管广播的白大姐。白大姐是位老革命,原则性很强。她说:不能破坏医院的规定,半夜不能开广播。

有一位女团员由于压力大精神失常,时不时地闹羊痫风,成了重点护理对象。夜里西上只有一个护士值班,十几分钟就得看她一次,一旦病情发作,就不能离开。据护士讲,晚上她常常起来洗衣服、写信,有时一连写几封,写给大夫、护士,全是感谢呀、对不起呀之类的话。她神志清醒的时候还不让护士待在病房里,只许偷偷站在门外。有一次我夜里起夜,就看到护士张姐悄悄站在她的门外。

一天夜里她发作两次,我都被吵醒。当天上午她哭喊着把我叫去。她说对不起团组织,因为闹病没过组织生活,夜里还把别人吵醒,不是合格的团员。我十分同情她,所做的也只能是安慰她。

我的心情逐渐恢复以后,觉得不能再消沉下去,得过正常人的生活。首要的是不能得过且过,无所事事。大夫同意我每天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思维活动”,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我要充分利用这宝贵的两小时。我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等文学作品,给报刊写文章,练书法,还给两位初学俄语的病友辅导俄文。

时间到了1963年2月,我已住院快半年了,病情没有好转,看着比我晚来的病友一个一个出院,心里很焦急。坚持多年的日记也停了两个多月。2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雷锋日记,我读后震动很大,2月10日我又开始写日记。当日的记载:“雷锋年方22岁,由于平时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对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虽然他的人生很短暂,却是光辉的一生。他所以能做出那么多贡献,重要的一点是经常通过记日记检查自己,使他不断进步。他的日记不是普普通通的流水账,而是记录了他成长的经历。”

雷锋的事迹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加之耐不住寂寞,总想写点什么,本来想写点读后感之类的短文,后来竟写了百余行长诗。

这个病耗去我两年的宝贵时光

终于出院了!我回到河北农村老家,精神格外轻松。在医院人们都知道我的病没治好,是要做手术的人,我好像犯了错误等待处分似的。回到家乡,亲人的温暖,乡亲的热情,童年伙伴的嬉闹,没人拿我当病人。我还有一种想法:反正要做手术了,打碎一切精神枷锁,甩开膀子做正常人。我不在乎苦累,什么农活都干,挥锄耪地、担水浇田,都不惜力气;彼时农村生活比较差,我和家人一样吃粗茶淡饭。

隔壁老叔来看我,得知我的病情后说:前庄的范某比你的病重多了,吃了几副偏方就好了。按照老叔的指点,我到范家拜访。看上去范某不像病人,四十多岁,论上去是我的长辈。他说他确实得过严重的肺病,吃了偏方好多了。其实他说的偏方就两味中药,川贝和瓜蒌。

当地还没有川贝,写信给同事从北京寄来。我吃了两次偏方。很快到9月,我得回北京,该手术了。

我的病历已经转到和平里医院。结核科的闫大夫是位严肃、认真负责的好大夫,她似乎早就看过我住院的病例,一见到我就说:“来动手术哇?”“是不是先透视看看有什么变化?”我嗫嚅着说。给我透视的张大夫也认识我,他看着透视机几乎惊呼:“有明显好转!”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把透视结果递给闫大夫。她板着面孔说:“这还不能确定,得拍片子再看看。”片子出来了,我喜滋滋地拿给闫大夫。她看过片子依然严肃地说:“暂时可以不手术,但是从现在起一个月查一次痰,做一次痰培养,要是有一次查出结核菌也得手术。你要是回老家,得按时到当地医院查痰。”她的口气像是命令。

我又回到老家,继续干农活,继续吃偏方。1964年过了春节我再次回到北京。此前我按时查痰,做痰培养,竟然一次也没查出结核菌。闫大夫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不再提手术了。治疗没停止,也不能上班。闫大夫让我做气腹,就是在腹膜和肺膜之间注入压缩空气,以减少肺部的活动。第一次是1964年2月27日,打了500毫升。当时躺在床上没什么异样不适感觉,一站起来就不行了,背部和胸部都很疼,出了一身热汗。以后每周打一次,一次打950毫升。

我养病期间,我们大院有四五位休养的肺结核患者,我们常凑在一起闲扯。一位患者听说了一种偏方,是把麝香和蒜泥糊在脊背上两个小时。有人动了心,但没人第一个敢吃螃蟹。我年轻气盛,自愿当小白鼠,扬言:成功了你们仿效,失败了自己担责。当时不好买麝香,托人从云南买来。病友帮我糊上后,很快背部针扎般痛,慢慢地疼痛钻心。咬着牙坚持两个小时,清除药物,整个脊背表面起了密密麻麻的小泡,后来小泡变成大泡,不久大泡连在一起在脊背底部积成一个大水包。我急忙去医务室,大夫一看忍不住笑了。他说处理不了,快上医院吧。和平里医院给我做了处理,换了几次药才好,到现在我的后背还有疤痕。

到了1964年5月3日,闫大夫允许我上半天班了;当年8月1日上全天班。从1962年8月3日住院算起到上全天班,这个病耗去我两年的宝贵时光。

需要提及的是,我的病友小F的命运与我相反,他出院不久就上了班,但很快复发住院做了肺部手术。当我联系到他时,还在西山疗养院疗养。

光阴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也从青年到了暮年。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肺结核从未复发,身体一直很健壮。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能出外业,经过两次外语进修,用俄、英两种语言从事科技情报工作。49 岁转搞新闻工作,退休前获高级编辑职称。

有人说,不幸是一种最好的大学。我经历一场大病,失去不少,收获也不少。失去的是青春年华,收获的是人生感悟。这段经历令人难以忘怀。

本版投稿邮箱:bqfkwm@163.com

责任编辑:范逸昕(EK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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